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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下的国宝》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佳作遗珠,
2020年11月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
片子讲的是抗战期间,
普通中国人拼死为国护宝的故事。
其中一位山东大汉李义贵原本是黄包车夫,
为了守护五箱古籍文物抛妻弃子,一去千里,
在四川的山洞里躲了十年,
制片人刘鸿彦介绍,
片中的国宝大量都是珍稀版本的古籍,
却在炮火下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很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不要小看这些普通人,
危难关头是他们及时站了出来,
拯救了这些宝贝,
也延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命脉”,刘鸿彦说。
一条采访了《炮火下的国宝》制片人刘鸿彦和总导演杜兴,
撰文鲁雨涵 责编 石鸣
《炮火下的国宝》,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书怎么办?
李义贵全家合影
1938年存放清华古籍的中央工业试验所旧址
我们现在还会听到考古界的新闻,比如从地下挖出了一些竹简,大家欢呼雀跃,因为竹简上记载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之前的文化历史有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书的价值也是一样。
战争中,敌人最想掠夺和攻击的目标之一,也是书。1932年,位于上海的东方图书馆——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以及隔壁的商务印书馆,就被有针对性地炸毁了。
1938年后,整个江南地区都失守了,当时盛传日本人要来杭州文澜阁抢《四库全书》。当年,乾隆一共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毁坏,后来经过浙江文化界三次补抄,基本上恢复了原貌,也被视为是江南地区文脉延续的象征。
还有《赵城金藏》,是1930年代才发现的一部金代的大藏经,当时消息轰动世界,也差点落入日本人手中。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八路军果断决定紧急抢救,可以说是虎口拔牙,把它保护下来了,现在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郑振铎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经
12年前,我在一本台湾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录,提到在抗战期间,中国大陆有200多箱书,都是有史以来最珍贵的收藏,被寄存到美国去避难。战争结束后被运到台湾,至今还在台北故宫的地库里。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
后来形势紧张了,觉得还是不行,就往南方转移,放到上海法租界里面。结果1940年以后,发现法租界也不安全,日本人也在里面横冲直撞。所以他们就觉得要找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来放这批书,最后找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北平图书馆所藏《兰晖堂集》
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接收条件,就是允许他们复制一套胶卷。正好北平图书馆一直希望可以影印书本内容,限于技术和经费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正好这个契机,最后协议结果就是美国人复制两套,给我们一套。
“送到哪里”解决了,“怎么送”成了问题。整个太平洋都是日本的天下,美国政府不愿出面,国民政府又有心无力,只能靠私人力量来解决。
当时钱存训是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一个职员,他的老婆有一个老乡,一个张姓的小伙子,正好在海关当检查员。钱存训就每周趁他上班的那天,偷偷用小独轮车拉几箱书,假装是新书运出去。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收据
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钱存训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这批来自中国最珍贵的书安全抵达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这个船的确被日本人劫掠走了,还帮日本人运了兵,但是为什么那批书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至今没有人知道。
总而言之,这批书神奇地抵达了大洋彼岸。里面有敦煌卷子,甲骨文、金石碑帖,还有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1965年,这批漂泊海外长达24年的精华古籍善本被运抵中国台湾。
1985年,钱存训在台北和这批书的合影,书箱上写的“平40”代表的就是194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
杜甫和陆游,跟着我们一起去逃荒
后来,他担任了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和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者。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因为牵挂被运到美国的国宝,主动申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了这批书的监护人,直到他过世。
还有一些很普通的人,用非常乐观的态度面对抗战劫难。比如清华大学一个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喜欢在运书的时候写打油诗。
1935年,清华大学要求,除了教学和研究生论文必需的图书馆设备以外,即刻开始一周内完成秘密装箱
山东省图书馆的那批书,运到乐山之后,王献唐还是觉得不放心,决定要把书从城区再次转移到郊区的寺庙里。果然,转移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
王献唐在日记里描述,他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城里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这么惨痛的轰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幸好自己把书转移走了。
我们在乐山的时候,正好碰见当地纪念“乐山大轰炸”的周年活动,当时全城警报响起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王献唐对这批书劫后余生的庆幸。
《开箱歌》里面唱, “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其实《炮火下的国宝》说的就是杜甫和陆游逃荒的故事。
文澜阁《四库全书》书页
当时的中国很厉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张
前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见台北故宫的一个年轻的研究员,他负责协助展览。我听他讲,每次要展览一些珍贵古籍,像《周礼》,或者杜甫、陆游的珍贵版本的书,他就负责把哪一页摊开,让大家看。他为此非常自豪。
我觉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书还是会有它的作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亲眼、近距离地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和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这个片子,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记录,经常发现这样的描述:“一件不少”。
书是很容易一件变成两件的,或者丢失,还有很多书本来就是残本,但是所有这些珍贵古籍,在运送的途中都是“一件不少”。
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八路军成功抢运《赵城金藏》的消息
这真的太难得了,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信守然诺,有始有终,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侠义精神和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文化人舍身取义的文化自觉。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合影,一排左五是唐贯方
唐绍明先生,他讲他的父亲唐贯方非常朴实,当时就是清华图书馆一个非常普通的馆员,护送书先到了宜昌。那时候宜昌有点像敦刻尔克大撤退,北方南方所有的物资、人马都挤到那里去,为什么挤到那里?因为三峡航运的能力有限,要换到小船上,怎么办?只能等。
山东省教育厅为拨发李义贵保管费用给王献唐的信函
当年抢救、转运留下的档案都非常丰富,也特别细致。每一笔拨款多少钱都有电报留档,数字细致到了零头。
我们现在想起抗战,想起兵荒马乱,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惶恐,甚至恐惧,会觉得那人怎么活?
但你会发现,其实人们还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很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依然存在,很多东西是保持流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有东西都崩溃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个人心里面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各司其职,内心的职责感很强。来了什么事都不慌,我们稳住。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是超越了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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