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但是我也是觉得自己是有修养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少说多做，与人碰撞的时候，我会欠意地说：对不起。遇到争执的时候，我会就事论事，不扯其他，渐渐地更学会了快到嘴边的话咽下去，过一下脑子，不耳语，不势利，公平公正。这便是我理解的修养，素质是漫漫的提高的，比如捏着一张废纸就要找到垃圾桶丢进去，在公共卫生间洗净手就不要把水滴在地上，所有这些日常小事都是我觉悟和提高的过程，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我的修养和素质还需要不断地觉悟和提高素质修养！
遇到这类人那就要拿出自信和勇气，以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态度让他摸不清你的心思，让他与你产生距离感和威严感，令其无心使坏，不敢纠缠，可言语上也不必得罪其，古人说得好: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如果出现了被小人算计和羞辱，让你身心交瘁和烦恼气愤，我觉得忍让是有限度和有底线的！平时的小报告，口角之争能忍忍过去就算了，可事不过三，一旦不能再忍时，就要像老虎一招制敌一样，用自己的睿智聪明让他发现他自己是愚蠢的和不自量力，不是你的对手，让他知难而退，从而再不敢对你再做任何小动作了。也直接断了他的妄念！最后用《伊索寓言》里的一句话作结束语:即使对恶人仁至义尽，他们的邪恶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素质分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这里所说的素质修养应该是指思想素质，而读书多是文化素质。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素质不等于思想素质。
思想素质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文化素质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的多少，读书的多少。这两种素质即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思想素质是从小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养成的，和一个人的生活环境、社会经历息息相关。
孟母择临的典故大家应该都知道，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孟母就把家搬到他父亲的墓地附近。可是墓地经常有人哭哭叫叫，孟子就跟着他们，学他们的样子。孟母见了，就想：“这不是很好的地方。”于是，孟母就把家搬到集市边上。可是这里的小贩大声招揽生意，孟子就学他们的样子，跟着喊叫。孟母见到，就想：“这也不是理想的地方。”于是，孟母又一次搬家，搬到学堂附近，因为这里经常有文人作揖拜跪，孟子就向母亲提出要上学读书。
二、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腐蚀着一些人的心灵。
有一些人的本质并不坏，但是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在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在名利金钱的诱惑下，坠落变质。这些人都是有着很高文化素质的，但是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思想素质发生了质变。这里有官场的影响、商场的影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三、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的缺失，培养了一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如古代的科举制度本质就是升官发财，是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必由之路。现在的学校唯成绩论，忽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
所以现在的人才培养，学生教育，必须注重品学兼优，把品质培养放到重要位置。
一个品德不好的人，知识越多就越奸越恶。历史上大奸、大恶、大才之人有很多。如：
秦桧，宋徽宗政和五年登第，补密州教授，曾任太学学正，御史中丞，礼部尚书，两任宰相。他的书法造诣非常高，著名的“宋体”字，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本应用“秦体”命名，但因他的大奸大恶，就改为“宋体”。
蔡京，熙宁三年进士及第，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右相（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太师。蔡京的艺术天赋颇高，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领域都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被称宋朝“苏、米、黄、蔡”四大家，后人嫌其奸恶，把其中的蔡，改为蔡襄名下。
严嵩弘治十八年二甲进士。历任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他从小聪明好学，九岁入县学，十岁县试第一，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殿试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他编《宋史》，修《袁州府志》，创办铃麓书院，在文化教育领域有很大成绩。他还是书法大家。
还有现在的一些腐败官员，大部分都是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高才生。博士、硕士大有人在。可是你看看他们的作为是什么？他们的道德品质和他们所拥有的学识是成反比的。
再看看毛泽东时代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大多受教育不多，读书人也不多，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高尚的，素质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流的。
所以，不能用一个人的读书多少去衡量一个人的品质道德。书读得多仅仅是一个人的文化素质，而不是一个人的思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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