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课中，有一群教师似乎是隐形的。跟那些常常会像明星般被印到海报上、在家长和学生群体里获得美誉的主讲老师不同，这群教师似乎是被冷落的，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身在幕后，不仅照片不会公开，名字似乎也是可有可无。尽管如此，他们却是讲师们不可或缺的同伴：辅导老师。这些隐形的辅导老师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随时在线，常常，他们一个人要同时与300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建立一对一的直接沟通。

我们采访了多位清北网校的辅导教师，试图还原这些隐形老师的工作和生活。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杜威说，教育即生活。理解了这些默默无闻的故事，也就理解了这样的图景：从过去到现在，无论形态怎样改变，总有人愿意为了他人的未来而付出，哪怕是在角落里，哪怕不被看见。

每天，要等主讲老师完成120分钟的课程之后，辅导老师的工作才算真正开始。晚上8点，主讲老师刚刚下线的几分钟里，辅导教师吴阳的手机微信上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那都是学生们发来的：“老师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太明白。”“xx老师说的xx是什么意思？”“还有别的解题方法吗？”

在密集的问题里，隐形老师上线了。他一个一个回复，消灭了手机上的所有“红点”，学生们的问题解决了，几百份作业批改结束，吴阳也就完成了这一天的任务。这种工作模式让他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入睡。也有例外，比如有时因为了一个下课时间较晚的学生，他要在第二天早晨五点起床，录完学生深夜发来的问题，以便学生在早晨上课前完成阅览。

有求必应，随时响应。对学生来说，主讲老师总是“准时”上线，但对吴阳这些辅导老师来说，他们几乎是“永远在线”。甚至，即使是主讲老师上课的时候，他们也要通过线上系统观察每一位学生的动态。这是种带着温情色彩的监督。

传统的课堂上，也许讲台上的老师向走神的学生丢出一根粉笔头就能解决问题，但在线上教育，老师与学生是隔着一块屏幕以及十万八千里，你并不知道屏幕那端正在发生什么。这只能依靠辅导老师的慧眼。有一次，辅导老师穆方发现一个男孩成绩下滑得厉害，而且有两次在上课时段异常地切出了讲课画面。与家长沟通后，他才知道，那男孩的“操作”升级了，他学会了把手机分屏，一边假装听课，一边打游戏。穆方找男孩谈了一次话，被发现作弊的孩子有些羞愧。过了不久，他得到了家长反馈，“孩子起变化了。”

答疑和监督是辅导老师的本职任务。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吴阳认为这些并不是工作的核心，听起来有点意外，虽然实际上隔着一块屏幕，吴阳却得出结论，他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给孩子以“陪伴”。

比如有个把他当成“树洞”的学生。除了课程问题，那个学生什么都愿意跟他讲，每天给他发来许多消息。这个孩子有个奇怪的爱好，他迷恋电梯，梦想是长大以后开电梯。他觉得好玩，但也发现了问题的本质：这个孩子有些孤独。他的周围没有朋友，家长又忙于生计，没时间沟通。在他的工作考核里，很难说倾听一个孤独的孩子的倾诉算不算是辅导老师的职责，但在清北网校，很多像吴阳这样的辅导老师实际上就这么做了。他耐心地跟孩子聊天，他希望他的世界开阔起来，他希望他能明白，除了电梯，世界上还有别的很多也有意思的事情。

这些陪伴实际上也让很多家长感到安慰。因为很多家长也是茫然无助，他们因此有时是也是家长的求援对象。一位家长跟辅导老师陈鹏说，孩子太叛逆了，无能为力，父母说的话孩子基本不听。陈鹏打去视频电话，跟那个孩子聊天，他证实了孩子其实接受沟通的，问题可能在于父母。聊了几次，孩子的母亲看到了变化，给陈鹏发来一个很长的感谢信。

有诀窍吗？辅导老师杨含说，并似乎没有家长想象得那么难。“对孩子真诚一些就可以做到。”作为一名陪伴者，孩子是更愿意对他们这样的老师开口的。一个过分诚恳的孩子曾向杨含坦白：“老师，我是不爱学习的。”

“这种话他们肯定不敢告诉他们学校里的老师。”杨含说。他知道，对孩子说教“学习的重要性”几乎毫无作用。孩子在这个阶段很难理解这一点。于是杨含也是诚恳地对那个学生，没问题，没有孩子是特别爱学习的，但是，你想不想进步？

诚恳的沟通拉近了学生和老师的距离。以前孩子们可能会给老师起外号，但很难敢于当面称呼出来。但在杨含这里，事情不一样，孩子们不仅愿意跟他说心里话，还给他起了外号：帽帽老师。这是因为杨含常年体弱，总是戴着帽子为学生录答疑视频。有时，孩子们反过来鼓励他：“帽帽老师加油。”

辅导老师们总会发现自己不是在跟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打交道，而是在跟他的整个家庭沟通。一方面，这自然是个繁琐的工作，比如在每节课开课前，他要打上三百个电话，请每个家长确保他们的孩子坐在电脑前。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每个孩子的实际问题，他又不得不深入介入每个家庭的内部——这些状况各异的、实际上映照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家庭里，有时他能改变一些，但更多时候，他的努力是杯水车薪，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力感。

他们会看到，孩子实际上来自不同的世界。

贫困差距是一目了然的，有的老师注意到，一些孩子几乎是家徒四壁，墙壁仍是泥土的；有些孩子家里根本没有合适的课桌，他们只能趴在凳子上上课；临到开课，有一位单亲妈妈要四处凑钱为孩子交学费，而那个泥土墙壁的男孩，父亲则在工地干着苦力。不能说是触目惊心，但那种显而易见的匮乏总会让辅导老师心里沉甸甸的，这种沉重来自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对比，也来自他们看到的孩子们那些怯懦和退缩的眼神。

成绩方面的差别就更直观、更可量化了。拿英语课来说，吴阳发现，有些一线城市的孩子基础扎实，处在很高的起点上。有些家长跟他反映，“孩子说课程太简单了”；而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同样课程里学生还不能张口说清楚几个单词。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解释辅导老师们的动力：这份工作让他们更加相信，互联网可以让教育更公平。有一位农村的学生，父母是聋哑人士，因为家庭收入难以支持学费，无法继续跟随杨含学习。杨为他在平台里申请了一份贫困生补助，让他能继续课业。那个三年级的孩子非常感激，同时又忧心忡忡对他说，“老师，我跟别的孩子花的钱不一样，但是我们学的都是一样的知识，这样是不是对其他的孩子不公平？”

每个人没法决定自己的出身，杨含回答他，我们只能通过学习改以后的命运。

有时他们也感到气馁，觉得自己所做的有限。因为父母是孩子教育的第一决策人。学生的父母常让他们感到无奈的一句话是：“抱歉老师，我实在没有时间管孩子。”他们发现有些时候首先放弃的其实是家长自己。有一位家长决定让孩子停止学习，以一种放弃的态度：“我们家孩子不是学习的料。”杨含有些气恼，说，“这话您不能让孩子听见。”随后他拿出后台的学习数据，他说服家长，孩子正在进步，已经改变了。那位家长最终被说服，孩子才得以继续学习。几个月过去月，杨含收到孩子的微信，说，老师我这次期末考了93分，进步了。

但在类似的例子里，杨含的一个同事没能说服另一位家长，那个同事为此哭了。“他过来找我，我说你哭是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继续跟我们一起学习吗？他说不是，他说我难过的地方在于，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家长。”那位老师最后只能对孩子叮嘱：“你一定要努力考一个好成绩，以后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不要用父母对待你的方式对待你的孩子。”

有时候，这些对于小孩的陪伴和沟通，反过来也在支撑着隐形老师们的精神世界。至少在疫情期间是这样。

今年春天几位清北网校的辅导老师滞留武汉，回忆起他们度过的那段封闭的76 天特殊时光，他们都觉得，最幸运的事情竟然是每一天都在工作。跟远方的孩子们沟通带来的喜乐让他们不用总是看着窗外那些糟糕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很难说是学生需要他们，还是他们更需要学生。

那段时间，姚杭远的出租屋里只有一只电饭煲和一个电磁炉。他每天煮面条，掺几叶白菜进去。好的时候能打一个鸡蛋，真忙起来一天只吃一餐。穆昶奇的窗外是一家新冠定点医院，深夜，整栋医院大楼的灯从不熄灭，街道寂静，只有不时传来的救护车呼啸而过的风声。跟所有被病毒围困的人一样，穆方深陷孤独，而学生和家长的对话成了他与外界唯一的沟通。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距离那么很近。

特殊时期，在线教育成为了主角。在过去，学生们白天上课，和网校老师们的沟通时间集中在晚上七八点，可在疫情停课期间，学生们原本的规律作息打乱了，全天随时都有学生们发来问题。有的学生夜里11点多也不睡，他只好讲题讲到凌晨。当时觉得疲劳，但现在回想，是学生们不断发来的信息让他充实着，打起了精神。

每天早上醒来，杨含似乎特别渴望学生来找他、问他问题。

有一天深夜，他批改完孩子们的作业，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在武汉。立即有很多孩子给他留言，他们说：“帽帽老师加油。”

没人想到居家办公的日子那么漫长，吴阳没有从公司带回平时讲题用的手写板。不得已，他翻出了家里所有的笔记本和能写字的纸，用微信视频手写给学生讲解习题。他的未婚妻是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他为她的安全焦虑，但忙碌工作又消化了那种焦虑，让他不去多想那些坏的可能。

同样一致的感受是，那段时间几位老师都明显感觉到辅导工作更费劲了，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正确率明显不如以往。家长反映，小孩在家坐不住，东摸西碰。虽然各个学校都开启了网课教学，但传统学校被迫突然转为线上教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学校直播设备欠缺，有的学校直播平台使用不熟练，教师们普遍没有线上教学经验。疫情期间学校的教学质量显然差于等于往年。辅导老师们因此投入了更多帮学生们补足课堂基础知识的缺漏。一个滞留在武汉的学生，无法回到省外的学校上课，只好跟着清北网校学习新学期课程。辅导老师们惊喜地发现，孩子回到学校后，因为基础比其他学生好，在测试中考了第一名。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解封后，穆昶奇立刻上街走了一圈，“又晒到太阳了。”姚杭远一走出小区，立刻奔向超市，很久没吃上一顿好饭，他想着至少吃上一顿速冻水饺。吴阳第一次出门是回公司拿回上课设备：手写板、摄像头、话筒。

在大众语境里，主讲老师是前排更瞩目的主角，辅导教师是在其身后的配角。曾经有家长认为辅导老师就是销售人员，是“卖课的”。辅导老师们自己绝不认同这一点。“我们的本质是老师。”他们认同互联网的平等精神，认同公平的教育给人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是一份借助互联网的能量进行“支教”的一份工作，这当中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光环，而跟其他的理想主义比，它又更为落地、更为具体、更可触摸。

在进入在线教育领域之前，吴阳曾经是一位金融机构从业者。但他发现自己其实经常不相信自己对客户说的那些话时，在道德压力下他离开了那个行业。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他诚实地相信自己对家长和教过的1000多名孩子说的话。

杨含受到的鼓舞则是，有两位家长告诉杨含，他们决定让孩子在平台上长期学习是因为孩子喜欢他、认可他。这让杨非常受到鼓舞。他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杨含特别感谢他当时的英语老师。那时他转学到一个更好的学校，成绩排名落入谷底，那位英语老师对他做的，正是现在杨含正在对那些孩子做的事情：“每次课上都会问我，这个星期在学校又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那种关怀当时慰藉了他，现在，他明白为什么应该去走进学生的内心。

安慰到这些年轻的辅导教师的事情真的很多，它们有时候是学生学习成绩攀升的曲线，有时候就是家长的一声感谢，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孩子们发过来的、带着稚气或者羞涩的那一两秒的微信语音。谢谢老师，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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